上海晅智实业有限公司与孙佳买卖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原告：上海晅智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
　　法定代表人：陶丽，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一平，上海市尚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孙佳，女，1983年6月23日生，汉族，户籍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洪成，上海禹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冬平，上海禹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丰收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复兴东路XXX号XXX室。
　　法定代表人：吴云，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柳闻莺，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上海晅智实业有限公司与被告孙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朱志磊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审理中，本院依法追加丰收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收日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原告法定代表人陶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一平，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洪成、葛冬平及第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柳闻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上海晅智实业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货款人民币530,424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2、被告支付原告滞纳金254,603元；3、被告支付原告违约金159,127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1月24日，原、被告签订《产品销售合同》，由原告向被告供应兰后侯爵干红葡萄酒1,668瓶，每瓶318元，货款共计530,424元，被告应在收货后3个工作日内付清货款。逾期支付货款的，原告将按货款总额的每日千分之八收取滞纳金。一方违约的，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30%的违约金。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约向被告供应了1,668瓶葡萄酒，被告予以签收，但被告一直未能付款。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诉至本院，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孙佳辩称：涉案买卖合同关系不成立，被告不是适格的当事人，涉案业务的买方系第三人丰收日公司，被告仅系丰收日公司的经办人；涉案合同上单价不真实，原告自己曾同意按照每瓶98元结算；即使被告不能代表第三人，被告也是为原告代销红酒，现在卖掉了294瓶，还剩1,374瓶，应当退还给原告，双方之间不应是买卖合同关系；原告主张的滞纳金和违约金过高，请求法院予以调整。
　　第三人丰收日公司述称：第三人并非涉案合同的当事人，从未与原告就购买涉案合同项下的货物进行磋商，也从未委托被告与原告签订涉案合同，第三人对涉案业务完全不知情。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第三人提交了一份情况说明，称系由被告于2019年4月8日出具，证明涉案买卖合同关系发生在原、被告之间，被告收到红酒后也没有放在第三人处，并自称“丰收日集团郑”的微信系被告自行注册的，涉案业务与第三人无关。原告对该证据无异议，被告称需核实后发表质证意见。
　　鉴于被告在指定期限内未发表质证意见，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故本院对该情况说明予以采纳。
　　2、第三人提交了一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被告以“丰收日集团郑”的名义与自己聊天，被告再将聊天记录发给原告。原告对该证据无异议，被告称需核实后发表质证意见。
　　鉴于被告在指定期限内未发表质证意见，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故本院对该情况说明予以采纳。
　　3、原告提交一份《产品销售合同》，需方载明为第三人，供方载明为原告，落款处需方未盖章，由被告签字，时间为2019年1月24，证明原、被告间存在红酒的买卖合同关系。
　　被告对该合同真实性无异议，被告在前述情况说明中称该合同系2019年3月25日原告拿到被告处由被告补签的；第三人对该合同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并非第三人与原告签订，第三人也未委托被告与原告签订该合同。
　　鉴于原告对被告出具的情况说明无异议，且从原、被告微信聊天记录来看，原告也一直要求补签合同的事实，本院认定该《产品销售合同》系原、被告于2019年3月25日补签，并对该合同予以采纳。
　　根据上述采信的证据及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
　　1、2019年3月25日，原告(供方、乙方)与被告(需方、甲方)签订《产品销售合同》，主要内容为：甲方向乙方购买兰后侯爵干红葡萄酒1,668瓶，单价为每瓶318元，合计530,424元(含3%增票)；需方指定本合同项下的货物完整收货地址为丰收日牡丹江路分店1233号，需方指定本合同项下的货物收货联系人为孙嘉怡，交货日期为签订合同之日起1-7个工作日内，供方通过第三方物流或快递公司将本合同中签订的货物发出，发往需方指定地址，物流或快递运输期间不算在本合同交货日期内，所有合同货物的运输及提货费用的负担由供方承担；所有合同产品均应在交货地点现场拆验，如有质量异议甲方可在收货之前提出，甲方验货时除非因产品质量问题，否则不得以任何理由提出拒付货款，包括验收后；需方应向供方付合同总金额530,424元，需方在收讫货物后3个工作日内向供方付清所有货款，如需方未在合同规定时内付款，供方将按货款总额的每日0.8%收取滞纳金，供方收到全额总货款后向需方开具收据证明；如由不可抗拒力导致乙方不能按时交货，双方在互相谅解的基础上协商解决供方不承担违约责任；如需方未能在合同约定的付款期限付清应付给供方之款项，供方有权收回货物，并不返还需方已付款项，同时不免除供方向需方进一步要求赔偿损失的权利；若一方违约，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合同总金额30%的违约金，并由违约方承担守约方因此造成的损失，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交通费等。
　　在前述合同落款处，被告于2019年3月25日注明如下内容：“双方于2019年1月24日签订的送货单上客户签收处署名孙嘉怡系孙佳本人”。
　　2、2019年3月25日，被告确认收到葡萄酒1,688瓶，其中168瓶于2018年10月23日由原告交付给被告，1,500瓶于2019年1月24日由原告交付给被告。
　　3、涉案业务发生后，被告自行用手机号XXXXXXXXXXX注册了一个名叫“丰收日集团郑”的微信，用该微信与自己聊天，并将该聊天记录发给原告法定代表人陶丽。在被告与“丰收日集团郑”的聊天记录中，“丰收日集团郑”一直让被告通知原告，不要急着要货款，都会结给原告的。
　　4、2019年4月8日，被告出具一份情况说明，内容为：“为了自己能赚点钱和陶丽做红酒生意，之前和她做酒的钱已结清。在2019年春节前，我联系过一个做红酒生意的老板，让陶丽送一批酒过来，正好她说过年了，她的酒不能放在她库里，库里放要花钱的，所以我说拉过来放在我这里，就在2019年1月24日那天，她拉过来250箱酒加上原来送的28箱酒一共278箱，我签了送货单(原来的28箱酒没有结款过)，放在不属于丰收日的库里。现在陶丽发给郑成的聊天截图里面叫丰收日集团郑的微信，是我用一个手机号码为XXXXXXXXXXX自己注册了一个微信，微信头像用风景照片，微信名丰收日集团郑，为什么用郑成的名义与陶丽联系，是为了让陶丽相信我能赚点小钱，所以和丰收日郑成一点关系没有，同时和丰收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点关系没有。我和陶丽在此之前从来没有过什么合同，也没签任何合同，就在2019年3月25日那天，一位黄程晨自称为陶丽公司的律师来找我，带来两份自己打印好的合同(甲方为丰收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合同)要来签当时我看也没看就签了，丰收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从来没有委托我和陶丽公司签合同，丰收日也不知道我和陶丽公司签的两份合同。在3月27日我收到了黄律师受陶丽委托发给我的律师函，律师函中称是代表丰收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陶丽签订的《产品销售合同》，这不是事实。目前我处还有箱，我确实自己用掉了箱，用于送人”。
　　5、2019年6月，原告法定代表人陶丽与被告丈夫陈利进行了对话，陈利称“喂，陶丽”，陶丽回复“我跟你说，你这样吧，我和我律师已经沟通过了，这个案子我们就不起诉了，不起诉你，只要你把酒还给我们这里，其余的酒58箱，按着98元一瓶结给我”，陈利称“这个多少钱，我不知道了”，陶丽回复“还有她差我八万多，里面差我四万六千多，她收到红包钱一共三万两千元”，陈利称“这个多少钱，多少钱我不知道”，陶丽回复“酒是58箱，98元一瓶，然后你把220箱酒拉到酒庄来”，陈利称“酒啊，我告诉你原来说过58一瓶”，陶丽回复“我没说过58元一瓶，一直说98一瓶，你们不要搞了，我已经不告她很好了”，陈利称“我问问他，到底怎么弄”，陶丽回复“你问问她看，我不会求人的，我如果告她，她就是坐牢，一个红包的事，我去告她就是坐三年牢”。接着，陈利称“陶丽我现在联系不上她，在联系她的律师，本人我还没联系上”，陶丽回复“她手机停机了，我联系不上，她欠我的钱，我已经告上去了，还是要找的”，陈利称“我知道，我在联系”，陶丽回复“到时候这个酒钱，就是98元*58箱结过来，220箱退回来，就是这个酒的事不要说了，欠我的钱要还回来的”，陈利称“我先联系，也许律师会联系上她，我联系不上她，我想办法早点联系，酒啊，我知道她放在哪里的”，陶丽回复“放在哪里啊？”，陈利称“放在哪里我也说不清楚，我联系上，让她马上拿过来给你”，陶丽回复“她到时候不承认的话，我要报警的”。
　　6、关于滞纳金，原告称：未按时付款的，每日按货款总额的0.8%支付滞纳金，每日的滞纳金为4,243.3元，计算60天，为254,603元。关于与违约金，原告称：一方违约，违约方向守约方支付合同总金额30%的违约金，即为159,127元。
　　7、另查明，被告曾在第三人处担任划菜员，于2019年4月8日离开第三人。
　　本院认为：结合现有证据以及原告、被告、第三人的陈述，被告在其出具的情况说明中明确表示涉案业务与第三人无关，涉案《产品销售合同》应系原、被告签订，双方均应严格履行各自义务。从该合同的内容来看，无论是合同名称、合同标的、总价(含3%增票)，还是交货方式、验货方法、违约责任等，抑或是从实际履行情况来看(被告签收送货单，原告向被告催讨货款)，均符合买卖合同的特征，原、被告之间应系就涉案红酒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即由原告向被告供应红酒，被告支付相应货款。至于被告辩称其系代原告对外销售红酒，并无充分证据予以证实，本院难以采信。
　　关于供货数量，被告确认收到了1,668瓶，本院亦予以确认。关于单价，涉案合同约定为每瓶318元，被告称该单价不真实。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涉案合同注明的单价(每瓶318元)并非原、被告真实意思，理由在于：其一，原告于2018年10月23日向被告交付了168瓶红酒，于2019年1月24日向被告交付了1,500瓶红酒，共计1,668瓶。此时，双方并未签订书面合同。从被告出具的情况说明来看，双方于2019年3月25日补签合同，且是由原告将打印好的合同交给被告签字的，该合同上单价应系原告单方确定的，是否经由原、被告协商确定不得而知。其二，从2019年6月陶丽与陈利的通话记录来看，陶丽在谈话中称“其余的酒58箱，按着98元一瓶结给我”、“酒是58箱，98元一瓶，然后你把220箱酒拉到酒庄来”、“我没说过58元一瓶，一直说98一瓶，你们不要搞了，我已经不告她很好了”。从中可以看出，原告一直主张涉案红酒的单价为每瓶98元，并非涉案合同注明的每瓶318元。因此，本院可认定涉案红酒的单价为每瓶98元，则涉案红酒的总货款应为163,464元。
　　关于滞纳金和违约金。涉案合同既约定了“如需方未在合同规定时内付款，供方将按货款总额的每日0.8%收取滞纳金”，又约定“若一方违约，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合同总金额30%的违约金”，原告据此既主张滞纳金又主张违约金，显然有失公允。况且，原告并未举证证明其损失达到滞纳金和违约金之和，而在2019年6月的通话记录中，原告表示只需要按每瓶98元将款项结给原告就可以了。现被告明确表示滞纳金和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调整，考虑到本案实际情况，本院酌情调整被告应支付原告违约金30,000元。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孙佳支付原告上海晅智实业有限公司货款163,464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二、被告孙佳支付原告上海晅智实业有限公司违约金3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三、驳回原告上海晅智实业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为6,620元(原告已预缴)，由原告负担4,535元，被告负担2,08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同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并按上诉状请求金额预缴上诉受理费，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朱志磊

书记员：刘雪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