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正融通(天津)有限公司与诺英(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原告：中正融通(天津)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中心大道与东五道交口东北侧颐景公寓8-3-805。
　　法定代表人：韦连升，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雨，天津法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诺英(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
　　法定代表人：李莹，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严建明，上海华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清，上海华宏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赵磊，男，1982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曹路镇安基村XXX号。
　　原告中正融通(天津)有限公司与被告诺英(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通知赵磊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雨律师、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严建明律师、李晓清律师、第三人赵磊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1、解除原、被告签订的《订单销售确认书》；2、被告向原告退还剩余定金31万元；3、被告支付原告损失150万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有长期业务往来。2016年7月，原告向被告订购型号为宝马X535i的车辆50台并签订《订单销售确认书》，约定订购车辆的定金为3万元/台，合计150万元。原告于2016年7月21日支付定金完毕。但被告无法在约定的期间交货，后陆续返还原告定金合计119万元，尚余31万元未还。因被告的违约行为导致原告与案外人伊犁星河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星河公司)签订的《汽车购销合同》无法履行，给原告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后原告通过律师向被告发函协商未果，故诉至法院，作如上诉讼请求。
　　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承诺订单签订后即支付定金150万元，但直到2016年7月21日才完成付款，导致被告无法及时订购车辆，亦无法在预计的时间内交付车辆，故双方于7月22日签订《交货期变更确认书》，明确因为原告支付定金迟延，导致被告订货延误，该批车辆交付不得不推迟到九月，且德国起运港舱位紧张，时间可能一推再推，不能保证交货期。鉴于上述情况，后原、被告协商，车辆价格开始下跌继续履行订单会导致双方都有较大损失，故于2016年11月口头协议解除合同，互不承担违约责任，并对合同解除后的结算进行约定，被告陆续返还定金119万元。期间双方还有其他车辆购销业务往来。2017年7月27日，原告要求被告将剩余31万元支付给第三人。2017年8月1日，被告向第三人支付现金31万元，双方结算完毕，合同解除。原告与星河公司的诉讼系原告与案外人恶意串通的虚假诉讼，被告对真实性不予认可。综上，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第三人称：其与原告原法定代表人韦世铎于2016年3月相识，双方曾合作过多次宝马系车辆的销售，均通过被告购买。在涉讼订单中其是原告的联系人，在得知被告有50台宝马车的额度后，其与韦世铎协议再次合作，于7月13日汇款30万元给韦世铎，原告凑满150万元定金向被告支付。7月22日被告称由于定金迟延交付，导致货物订购推迟，具体到货时间无法确认。2016年8月国内宝马系车辆行情变化，订单签订时标的车辆单价为715,000元，后跌到70万元以下，按期交货双方都有亏损，于是与被告商量先做其他型号车辆的业务。所以被告定金才分批返还，最后定金尾款31万元，原告指定由被告公司直接支付给第三人。该31万元是第三人当时的投入，多出的1万元是原告的赠与，不同意返还原告。
　　经审理查明，原告(乙方)、被告(甲方)于2016年7月5日签订《订单销售确认书》，约定原告向被告订购型号为宝马X535i系车辆50台，约定“签订销售订单意向书后，乙方订购车辆的定金为人民币三万元整/台车，合计人民币一百五十万元整。”到港时间“预计2016年8月前(如有变革，甲方需及时向乙方通报变革情况及理由)”，交付周期为“海关放行20个工作日内付清全部款项”。嗣后，原告分别于2016年7月18日、21日汇款100万元、50万元给被告。2017年7月22日，被告向原告发送《交货期变更确认书》，载明“因乙方支付定金的时间距离约定时间推迟了二周，导致甲方后续履约步骤不得不发生变更。依据甲乙双方签订的《订单销售确认书》第二条、第一款的约定，甲方特此向乙方通报：该批车辆将不得不推迟到九月到港。且由于目前德国港口已进入作业旺季，实际到港时间可能因舱位原因有进一步推迟的可能。特此通知。”原告盖章后通过其工作人员刘欢和第三人回传于被告。
　　2016年11月9日、11月25日、2017年2月23日、3月3日、5月31日被告共计返还原告《订单销售确认书》中定金119万元。2017年7月27日，原告向被告出具《付款说明》，要求被告于2017年12月31日前将余款31万元退回，费用结清，原《订单销售确认书》解除，账户信息如下，户名“赵磊”，账号“XXXXXXXXXXXXXXXXXXX”、银行“农行上海浦东康桥支行”。2017年8月1日，第三人向被告出具收到宝马订金尾款31万元的收条。
　　另查明，2016年7月7日、8月12日，原、被告签订标的车为宝马X535i改装车五台的《汽车购销合同》4份，原告联系人为“刘欢”，电话为“XXXXXXXX”，其中8月12日的合同货款发票由“张熹”签收。2016年12月7日，原、被告又签订标的车为“克罗迪发线2993CC”《汽车购销合同》7份，原告联系人为“赵磊”，即本案第三人，电话为XXXXXXXXXXX；上述合同价款和发票，原、被告均结清。2016年12月23日，原告向被告汇款814万元，用途标注“11台路虎发现4车款”。
　　还查明，2016年7月，原告与星河公司签订《汽车购销合同》，约定星河公司向原告购买宝马X535i车辆40辆，单价715,000元，合同总价款2,860万元，于2016年9月15日前天津保税区交车。并约定，星河公司向原告支付定金100万元，“不能按期交车双倍返还定金”。7月25日，星河公司支付原告100万元。2018年1月26日，星河公司向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原告返还剩余定金6万元并支付违约金100万元。2018年3月21日，法院判决支持了星河公司的诉讼请求。
　　上述事实，由原告提供的《订单销售确认书》、付款凭证、(2018)津0116民初XXX号民事判决书、被告提供的《交货期变更确认书》、《汽车购销合同》、发票、付款凭证、《付款说明》、发票签收单、第三人提供的与刘欢的微信截屏等证据证明。
　　审理中，原告陈述由于第三人系上海人，与被告直接沟通比较便捷，负责从中传递车源信息，在《付款说明》中特意强调需要打到第三人账户，也是为了方便留此为证。且超过时间、变更付款方式等均不作为原告的意愿。被告则坚持认为与原告结算完毕。双方各执一词，致调解不成。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二，第一，第三人收取现金31万元是否应认定为被告向原告结算完毕;第二,星河公司向原告主张违约赔偿的后果是否系被告造成。首先，根据原告向被告出具的《付款说明》，原告要求被告2017年12月31日前将定金余款31万元退回，双方费用结清，原《订单销售确认书》解除，原告既然指定第三人为收款人，虽然也指定“农行上海浦东康桥支行”的“XXXXXXXXXXXXXXXXXXX”为收款账户，但这只是一种支付和收款的方式，无论形式如何，收款的主体都是第三人，只要被告向其交付余款即完成付款义务，换言之，第三人收到的无论是入账的资金还是现金即应视为原、被告结算完毕，双方合同解除，在第三人承认已收到尾款的情况下这种付款方式与原告以便“留此为证”并不矛盾。故原告要求被告再支付31万元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其若与第三人之间存在经济纠纷不属于本案法律关系，应另行处理；其次，原告对刘欢作为原告工作人员的身份不予认可与刘欢作为原、被告之间2016年7、8月合同上载明的联系人的事实相悖，被告提供证据证明刘欢通过第三人微信回送《交货期变更确认书》，应认定原告知道交货期变更，更何况当时第三人是涉案订单原告的联系人，其也确认原告收到《交货期变更确认书》。除非原告有相反证据提供，否则其抗辩意见不能成立。故在原告明知交货期不能确定还与星河公司签订“2016年9月15日前天津保税区交车”、即，有明确交货期条款的合同，系其对风险无正确预见，由此造成的损失要求被告承担没有法律依据。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中正融通(天津)有限公司与被告诺英(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订单销售确认书》于2017年8月1日解除。
　　二、驳回原告其余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1,090元，减半收取为10,545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陈道喆

书记员：秦晓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