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红珍、陈洽中与董勃南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原告：汪红珍，女，1952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原告：陈洽中，男，1943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上列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明，上海李东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董勃南，男，1949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原告汪红珍、陈洽中诉被告董勃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汪红珍、陈洽中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明、被告董勃南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原、被告均同意庭外和解二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汪红珍、陈洽中(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人民币(下同)40万元。事实与理由：两原告系夫妻关系，被告是原告汪红珍的远房亲戚。2017年8月14日，被告以周转资金为由向原告汪红珍借款20万元，原告将20万现金给付被告，被告说年利率是10%。2018年3月9日，原告又借给被告现金20万元。被告曾给付原告两次利息，分别是8,800元、3,400元。2018年8月20日，被告向原告出具书面凭证，承诺于2019年7月26日之前先归还原告25万元，于2020年3月31日前归还15万元。因被告未能及时还款，诉请如前。审理中，原告以其中15万元尚未到期为由，减少诉讼请求为：请求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25万元。
　　被告董勃南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对原告陈述的身份关系无异议，被告确实收到原告的钱款共计40万元，但原、被告之间不是借贷关系，被告是代为理财。被告也是理财公司的客户，因为被告与理财公司比较熟悉，签协议比较方便，所以相关协议都是被告代原告签署，该两份合同的本金及收益都属于原告。被告向原告说过年收益为10%，被告曾上门给过原告三次收益，金额分别是3,400元、8,800元、3,400元。2018年6月，理财公司跑路的时候，被告还有10万元在里面，所以被告也是受害者。被告只是做好事，被告也很同情原告。2018年8月20日，被告在原告的胁迫下出具了还款承诺。2018年10月10日，被告还在原告的胁迫下出具过一份40万元的借条，原告还拿走了理财协议原件。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了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经审理查明，2017年8月、2018年3月9日，原告两次给付被告现金各20万元，共计40万元。2018年8月20日，被告出具书面凭证一份，内容为“我欠汪红珍、陈洽中40万(肆拾万)，预期第一笔2019.7.26支付25万(贰拾伍万)第二笔到期日为2020.3.31支付15万(壹拾伍万)”，落款为“承诺人董勃南”。
　　审理中，原、被告均确认，被告还曾于2018年10月向原告出具过借条一份，内容也是被告应向原告还款40万元，但原告称该借条原件找不到了，并确认被告共借款40万元，再无其他债务。被告提供两份协议复印件，即《国通-中铁应收账款收益权6号认购协议》、《裕达系列国通中铁应收账款收益权12号认购协议》，时间分别为2017年8月、2018年3月，金额均为20万元，认购人均为董勃南，合同另有手写内容为原告收到收益及签名等，但原告不能确认签名真实性。此外，原告否认曾取走上述协议原件。
　　本院认为，当事人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义务。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原告以民间借贷关系为由提起诉讼，并提供了债权凭证，现被告否认债务关系，并认为被告是代为原告进行理财，对此，被告应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综合本案现有证据，涉案认购协议虽无原件，但被告自认认购人是被告，被告出具的承诺明确表示欠原告40万元，该承诺系双方通过意思自治确认的债权债务关系，应予确认，被告理应履行还款义务。原告在本案中主张归还已到期的25万元，应予支持。被告关于其是代为理财的抗辩意见，缺乏依据，不予采信。被告关于承诺系因原告胁迫而出具的意见，未见证据，不予采信。原告以尚余15万元未到期为由申请撤回该部分诉讼请求，自可准许。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董勃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汪红珍、陈洽中25万元。
　　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050元，减半收取计2,525元，由被告董勃南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刘  明

书记员：张晓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