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兆丰、湖南华夏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合同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最高法民申127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刘兆丰，男，1962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栓超，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钟飞，女，1963年10月27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湖南华夏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芙蓉中路附189号顺天城605室。

法定代表人：钟飞，该公司董事长。

再审申请人刘兆丰因与被申请人钟飞、湖南华夏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集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湘民终249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二审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刘兆丰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错误。刘兆丰提供的新证据能够证明其与钟飞是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共同出资设立湖南岳麓山大学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共同经营致使华夏集团产生巨额收益，《协议书》是在同居事实和劳动关系形成的财务问题基础上签订的。本案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确定合同性质，二审判决仅从权利义务多寡角度片面定性《协议书》系赠与协议错误。第一，《协议书》开始部分即载明“经各方协商，就双方间有关财务及工作事务问题达成如下协议”。上述内容说明《协议书》的拟定是为解决财务及工作事务，而赠与合同成立的前提以无偿转移所有权为特征。据此，《协议书》制定的背景不符合赠与合同的法律特征。第二，在判断《协议书》性质时应以各方权利义务的内容表现及所要达到的目的确定。《协议书》第四条及第五条均体现了财务及工作事务问题的具体解决方式，并不具有赠与合同的法律性质。第三，二审判决未查明《协议书》第二条所约定商业门店权益的性质。《协议书》第二条约定了相关权益的操作方式，即以华夏集团与驼峰公司的约定办理，该约定内容由华夏集团掌握，应由华夏集团举证证明。（二）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第一，《协议书》是双方对财务和工作事务的处理，不能认定为赠与，钟飞、华夏集团应当依据《协议书》内容继续履行合同义务。第二，《协议书》性质更符合财产分割协议而非赠与合同，钟飞无权行使撤销权。第三，钟飞、华夏集团违反《协议书》约定，应承担违约责任。综上，刘兆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之规定申请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申请再审案件。结合刘兆丰的再审申请和原审查明的事实，本案重点审查二审判决认定《协议书》为赠与合同是否正确。

虽然案涉《协议书》开始部分约定“经各方协商，就双方间有关财务及工作事务问题达成如下协议”，但根据《协议书》约定，钟飞承担的合同义务包括向刘兆丰支付现金1200万元、转移其名下华夏集团与第三方公司获得的商业门店权益以及转让100万股上市公司股权，而刘兆丰仅需要辞去钟飞控制及与钟飞有关机构中担任的一切职务、将代钟飞持有的别墅过户至钟飞名下，实际上系钟飞单方向刘兆丰给付财产，刘兆丰无需支付对价。《协议书》未确认刘兆丰与钟飞之间是同居析产关系，也未确认双方之间存在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形成的财产需要分割。刘兆丰提供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其与钟飞是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存在共同投资、共同经营的财产。综上，二审判决认定《协议书》为赠与合同，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此外，刘兆丰申请再审时提供了2018年3月24日的《调查笔录》、湖南岳麓山大学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总经理聘任合同书、经营合同书》，拟证明其与钟飞是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存在共同投资、共同经营的财产，但上述证据均形成于原审庭审结束之前，刘兆丰未说明存在逾期提供证据的客观原因。这些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双方系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存在共同投资、共同经营的事实，不能推翻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因此，刘兆丰以有新的证据证明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的申请理由，也不能成立。

综上，刘兆丰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刘兆丰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张颖新

审判员　　黄西武

审判员　　江显和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梁东杰

书记员谢松珊